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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習總書記講話里體味城市社會治理新趨勢
2017-03-07 20:04:54 來源:法制網 作者:法制網特約評論員 周望 【 】 瀏覽:2909次 評論:0
3月5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大問題。他指出,城市管理要精細化,要強化依法治理,強化智能化管理,要發揮社會各方面作用。這些論述揭示了城市社會治理的新趨勢新要求,為城市治理特別是超大城市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
  社會治理精細化
  截至目前,我國社會治理的發展主線大致可以概括為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再到社會治理精細化。為了解決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將社會管理列為政府四項主要職能之一。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2012年,黨的十八大將“法治保障”納入社會管理,提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從“社會管理”升級到“社會治理”,提出要“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
  十八屆五中全會從“社會治理”升級到“社會治理精細化”,提出“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長期以來,城市管理“工具箱”工具不多,手段單一,方式簡單粗暴,習慣于“一刀切”,比如治理霧霾“一刀切”關停企業,治理擁堵“一刀切”禁限了之;習慣于運動式治理,搞所謂“大檢查”“大整治”,然而運動之后“濤聲依舊”……目前,經濟發展需要從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社會治理同樣需要從粗放型管理轉向精細化治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要加快補好短板,聚焦影響城市安全、制約發展、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加強綜合整治,形成常態長效管理機制,努力讓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凈。
  社會治理智能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強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標準,更多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手段,提高城市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現代科技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有利于破除傳統治理體系中部門分割、各自為政、“九龍治水”、多頭監管、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沉疴積弊,極大地提高社會治理的預見性、精準性、高效性。比如,2009年,谷歌公司通過觀察人們在網上的搜索記錄,提前數周預測到甲型H1N1流感的爆發,為公共衛生機構的應對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這被看作是大數據優勢的經典案例。2015年,“8·12”天津港大爆炸事件則暴露了監管失靈和治理水平的落后,教訓慘痛。爆炸發生時,涉事公司所屬危險品倉庫究竟存放了什么以及多少化學品,究竟是什么位置什么化學品發生了爆炸等,公眾幾乎一無所知,以致最初的救援和處置困難重重。相反,如果在危險品監管中運用物聯網等新技術,構建危險品生產、運輸、存儲、銷售、使用等全過程、無縫隙監管體系,就可以實現風險自動識別、預警,預防減少公共安全事故的發生。同樣,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科技手段也可以運用到“城市病”治理、犯罪預防、反恐等諸多方面。
  當然,盡管社會治理智能化前景廣闊,也要看到,現代科技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非一日之功,還面臨著很多挑戰。比如,在社會治理中運用大數據,就有提高數據質量、統一數據標準、加強數據共享、消除信息孤島、提高數據處理能力、保障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等頗多難題待解。
  社會治理法治化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社會治理的最優模式。相對于人治,法治是規則之治、平等之治、權利之治、程序之治,具有公開透明、穩定、可預期等優勢。實踐告訴我們,當法治成為全社會的價值追求和行為模式時,很多難題就會迎刃而解。因此,要強化依法治理,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城市治理頑癥難題,努力形成城市綜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
  一要依法設定權力、規范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防止因不依法辦事、侵犯群眾合法權益引發社會矛盾。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要把對法治的尊崇、對法律的敬畏轉化成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
  二要把利益訴求納入法治化軌道,保障合理合法訴求依照法律規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結果。強化法律在維護群眾權益、化解社會矛盾中的權威地位,引導和支持人們理性表達訴求、依法維護權益,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處理好維穩與維權的關系,涉及維權的維穩問題,應當首先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從源頭上預防減少矛盾問題發生。
  三要加強法治社會建設,努力使法治成為全社會的價值共識和生活方式,使守法成為全體公民的集體自覺。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法治的偉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只有全社會充分相信法律、自覺運用法律,法律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堅持全民普法,發揮典型個案在崇法尚德、移風易俗中的積極作用,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為全面依法治國創造良好人文環境。
  社會治理社會化
  社會治理是多元主體的共同治理。單純依靠政府力量無法適應多元社會、復雜社會的需要,社會治理要發揮政府、市場、社會的不同作用,實現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發揮社會各方面作用,激發全社會活力,群眾的事同群眾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參與。
  50多年前,浙江諸暨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少捕人、治安好”的“楓橋經驗”,這成為政法綜治的一面旗幟。毛澤東同志在同公安部負責人談話中強調:“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之后,做得并不比你們差,并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核心的一點就是要發揮社會的作用,激發公眾參與、基層自治的力量。
  當前的一個典型案例是共享單車。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我國共享單車市場整體用戶數量已達到1886萬,預計2017年底將達5000萬。作為互聯網短途出行解決方案,共享單車不用政府花錢,就可以解決一系列城市治理老大難問題:它低碳環保,沒有污染;它占道較少,機動靈活,緩解交通擁堵;它人人可用,“隨用隨停”,解決地鐵、公交“最后一公里”,這是此前政府投資公共自行車想解決但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同時,共享單車的問世,也讓地鐵口附近“野火燒不盡”的黑車黑摩的銷聲匿跡。這就是市場和社會的力量。盡管共享單車的發展還面臨一些問題,如過度競爭,惡意破壞,無序停放等,但這些問題的解決正是政府可以也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
  (作者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立法與法治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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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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